1922年出版的中国旅游杂志中，有一篇详细介绍温州的旅游攻略，攻略中详细列出各地设在温州的会馆地址：

　　湖南会馆（蛟翔巷），莆阳会馆（花柳塘），江苏会馆（蛟翔巷），汀州会馆（教场头），闽中会馆（陡门头），台州会馆（四营堂），括苍会馆（翠微山麓），四明公所（虞师里），平阳公所（南门外）。

　　这应当是关于外地在温会馆的文字记载中，最为详尽的一处。仅信河街西的蛟翔巷，就有湖南、江苏两所会馆。

　　天后宫抱厦典雅精巧，流金蓄彩，尤其是正面两根青石柱子，各雕塑了一条缠绕的蛟龙。正殿前有池，池后有墙屏，屏上书有“俨若湄州”四个大字。（孙守庄摄影）

　　如今，“会馆”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却在温州人身边留下了众多与会馆有关的民谚与地名：比如“住茅棚厂，打花柳塘格”，讲的是莆阳会馆天后宫的排场与阔气；江西栈、四明栈，则是江西、宁波会馆留下的商业痕迹。当年莆阳会馆的建筑花柳塘古亭被移至江心屿九曲桥畔，焕发新生。

　　“会馆”，是外地商人或手工业工人等在旅居地设置的同乡联谊、互助的组织，往往兼有调解纠纷、招待同乡膳宿、解决生活困难、介绍就业的功能。

　　真正意义上的“会馆”，最早出现于明代。明人刘侗、于奕正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写道:“尝考会馆设于都中，古未有也，始嘉、隆间。”会馆在明嘉靖、隆庆年间出现，到清代、初最为盛行，以后大多改名或改组为“同乡会”“公所”“公会”“商会”等。

　　拥有会馆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北京，至清光绪年间，在京大小会馆达540多所。万历九年（1581）三月，平阳会馆在北京碾子胡同建成。史料记载，明代北京有41所会馆，温州是较早在京师建有会馆的州府之一。清道光年间，为了方便赴京会试的温州举子和来京经商的温州商贾，林培厚、许松年等人在北京筹建京师温州会馆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黄体芳与温州在京同乡，择地宣武门外教场五条胡同兴建温州会馆。

　　温州本地出现外地会馆，则要追溯到清乾隆年间。最早设立会馆的是福建与宁波商帮。乾隆十四年(1749)，开云Kaiyun官方网站浙江巡抚方观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，“温州府为闽、浙商贾云集之地。”东山书院山长孙扩图在《温州好》词中也咏道：“温州好，贾客四方民。吴会洋船经宿到，福清土物逐时新，直北是天津。”

　　早期闽商在温州商业上有举足轻重地位，他们在温州建有莆阳会馆、汀州会馆等。随着近代温州开埠，外地在温商人日趋增多。1882-1891年《瓯海关十年报告》中提到，温州城有4家会馆，即台州、江西、福建和宁波会馆。

　　从本地的商界大佬中推选会董，并付薪延请一位有功名、能写会道之人充任经办司事。担当此职者，被公认为会馆的正式代表，有权单独与官府会谈。他是交涉的调解人，为会馆争取利益，为会员索要赔偿，必要时上堂答辩，为之消弭官司；能帮助官府为慈善和偶发的非常事故从会馆征募捐款。不仅生意出现纠纷时会馆有权进行裁决，而且会员之间发生争吵时也会请其调停。会馆的主要宗旨之一就是向困厄的同乡提供救助。另外还通过殡葬事务，解决同乡人叶落归根的要求等等。

　　此外，会馆还是地方性的文化娱乐场所。每一座会馆都有戏台，演出的多是家乡剧目。去会馆听家乡戏曲也是人们思乡的重要寄托。时人形容会馆是“似庙非庙，似衙非衙，似宅非宅”。

　　到20世纪初，温州城区的外地会馆多达十几所。除了前文1922年中国旅游杂志提到的九所会馆外，一些文献资料、地图中还可见到江西会馆（在今永东路）、广东会馆（在今永东路）、霞浦会馆（小南门小高桥下）、处州会馆（应道观巷）、安徽会馆的身影。

　　此外，开云Kaiyun官方网站温州各县市区经济发达的贸易港口，也出现了不少外地会馆。如平阳的鳌江港，时期有“瓯闽小上海”之美誉，曾建有余姚会馆、四明公所(俗称宁波栈)等。当地至今仍有栈前街、会馆巷等地名。

　　尽管如今会馆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远去，这些曾经林立的外地会馆开云体育，却在温州城中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　　信河街一带，是旧时会馆较为集中之地。仅蛟翔巷，就设有江苏会馆和湖南会馆两处会馆。应道观巷还有处州会馆。

　　1918-1920年，上海人黄庆澜出任瓯海道尹。在他所著的《瓯海观政录》中，记载了1919年四月创设旅瓯江苏会馆的过程。他提到，当时“吾苏人之旅温者尤多”，而湘闽诸省都已设有会馆。因此，苏人在西门内蛟翔巷用六百金购得陆营守署备官产，建江苏会馆。

　　湖南、江苏两所会馆坐落在蛟翔巷富华染织厂两侧。湖南会馆位于今温州城市大学蛟翔校区位置。江苏会馆为二进四合院，内有戏台，拆建后设丁字桥小学。

　　明清的会馆几乎都供奉神灵，形成宫馆一体的独特形式。福建会馆以奉祀天后妈祖为主。明代的温州府志中，还鲜少有关于天后宫的记载。但到了清代，仅从乾隆元年开始的20多年间，温州城西门外、大南门外、八字桥就相继建起三处“天后宫”，这正是闽帮商人财力雄厚的标志。其中最为精美的是位于大南门外花柳塘的这处天后宫。清光绪《永嘉县志》记载：天后宫，在大南门外，乾隆六年（1741）福建兴化莆田商人建。

　　当时从福建运进的大宗商品主要是桂圆、荔枝、红白糖等土特产。福建船只多停靠于十八家一带。城区河道纵横，货物过坝可进入内河，直达大小南门，再转销浙南诸县。花柳塘直通温瑞塘河，因此莆田商人选在此处建造莆阳会馆，供商人聚会和朝拜妈祖。会馆是一个建筑群，会馆内供奉有天后妈祖元君神祗，又称天后宫，当地居民称其为“花柳塘宫”。街对面设有戏台。会馆东面不远处有一座路亭，名“天后行宫”（又名莆阳亭），平时供路人歇息，农历三月廿三日和九月初九，宫内举行祭祀天后娘娘活动，巡游队伍经过此亭时，供娘娘像停驾所需。

　　莆阳会馆的排场与阔气，还在温州民间形成了一句俚语：“住茅棚厂，打花柳塘格”开云体育，比喻那些自身条件不好，却自不量力、死要面子的人。

　　莆阳会馆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很多建筑和珍藏都被保留了下来。上世纪80年代人民路改造时，花柳古亭被移至江心屿，矗立在共青湖畔、九曲桥边。莆阳会馆界碑、青石匾额、碑文、建筑装饰物《唐明皇游月宫》漆金木雕屏、寿字纹缂丝椭圆荷包等，都被收藏在温州博物馆。

　　清末民初，宁波商人在温实力最强，温州工商业界有“无宁不成市”的说法。他们在温州大南门虞师里建有四明公所。四明是宁波旧称，四明公所即宁波会馆。

　　1882-1891年《瓯海关十年报告》提到，“宁波会馆最重要，本口岸的贸易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。”在1912-1921年的报告中，罗列了“本地的大商号有20来家，经营木材和纸张（温州、宁波和台州商人）、药材（宁波商人）、绸缎（温州、湖州和广东商人）、金银器皿（温州和宁波商人）；其中，宁波商人最多。2家很大的商行做棉花和棉纱生意，据说每家的年营业额约略700000元。”

　　宁波商人在温州涉及南北货业、药材业、酱园业、洋广货业、钱庄、银楼业等。以清道光年间宁波商人开设的“裕大行”为例，不但是温州南北货业中最早的商行，还经营粮食、木材、瓷器、瓯柑、明矾、茶叶、屏纸，并办理汇兑等，是当时业中最大的“行家”。如今还开在温州城区的老字号，如五味和、老香山、亨得利、叶同仁药店等，都是时期的宁波商人在温州开设的。

　　虞师里一带，至今有四明栈的叫法。四明公所在联合商人利益和调解纠纷上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当年宁波商人开设的老香山堂为制作八仙糕，特意通过四明公所求助于府前街的宁波商号“五味和”。西郭外天一、天宝、天良、天生四家药店，在中药饮片与价格上向“同仁”药店（叶同仁堂前身）发难，被业界戏称为“四天斗同仁”。商战历时月余，几家药店互有损失，最后由老香山出面斡旋，几家药店在四明公所握手言和。

　　宁波商人的影响力，还从四明公所在温州各地广泛分布可见一斑。仅平阳县，鳌江、矾山（今属苍南）都有四明公所。清末，每年六月或十二月，宁波商人与矾山窑商定期在矾山“四明公所”召开洽谈会，预定下半年或来年的明矾收购价格。

　　在温州古城东门华盖山下护城河边上，曾建有一座江西会馆。会馆虽已不在，但所在地永东路，却被老温州习惯称为“江西栈”。

　　华盖山上向东望，左下角是东城墙，山下是护城河，有庙宇的小路是“江西栈”。阿查理摄，1877年

　　据记载，“江西商人控制着本城的陶瓷贸易，他们经陆路运瓷器到本口时，每篓向江西会馆缴纳40文；从宁波由民船运来粗瓷器时，每元货值缴纳4文。”因为很多江西商人从水路到温州贩卖瓷器，为方便这些出门在外的乡亲，江西商帮在涨潮头一带建起江西会馆。江西会馆为三进四合院，有楼，内供奉关公。戏台建在头进天井内，是江西商人集会、办公、住宿之处。街上也有不少江西商人囤货的货仓。

　　旧时这里曾有一所公办的永东路小学，时期称“东南小学”。学校旧址就是由江西会馆改建的。据老人回忆，学堂西头有一长溜十几个砖砌的单灶孔，就是提供给来温歇脚或经商的江西乡人使用的。为方便乡人，会馆还备有铁锅、柴火和水，提供客房借宿。

　　永东路还有广东会馆。广东商人很早就来到温州。温州最早的粤商店铺是广仁昌，老板姓杨，以销售广东特产拷纱（其中以“线红纱”为大宗）为主，很受温州人喜欢，销路甚好。后来有粤商吴仁辉在此开设的肥皂（俗称“洋皂”）铺，该铺制作的“蓝花皂”一度旺销。于是广东商人来温经商渐多，温州人俗称广东产的日用品为“广货”，店铺称“广货店”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“洋货”也多由广东入温，贩运、经营“洋货”的商人纷纷获利。他们普遍喜欢张贴“广进财源”这幅春联横额。